一、中国IT服务行业发展历程
（1） 萌芽期
1980年,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成立。
1982年,中联集团在香港成立，六年后，即1988年成为IBM中型电脑系统的业务伙伴，开始在中国展开系统集成业务。
1984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成立，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任名誉会长，杨天行任理事长。
1984年11月1日,中科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柳传志领头创办了主要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生产、经营、服务一体化的“计算所公司”。这是“联想集团公司”的前身。
1986年11月,爱普生与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CCTS）签订了代理维修服务的合同，使全国的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的分公司均可为爱普生的用户提供维修服务。
1988年1月1日,云南电子设备厂，改名为南天信息产业集团（简称南天）。
1990年，原中国计算机软件技术公司与中国计算机服务公司合并，成立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
1991年,东软与日本阿派合资成立东大阿尔派软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
1992年，微软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1992年，EDS 开始在中国运作。
1993年，埃森哲成立上海分公司。
1994年，EDS开始对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持。
1994年，长天公司成立。20世纪90年代，在系统集成领域，联想集成、中联、长天、南天四家集成商声名远播，“两联两天”格局形成。
1995年，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1995年，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亚信承建中国ChinaNet（后又承建了中国六大全国性互联网骨干网工程）。
（2） 诞生期
1996年1月，IBM授权的PC机服务供应商——蓝色快车正式成立。以IT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独立的服务商开始出现。
1996年，东软与东芝合资成立东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东大阿尔派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软件企业。
1997年7月，IBM中国技术支持中心/系统中心成立，中心为IBM销售团队、IBM业务合作伙伴及客户提供售前，售后技术支持与服务。
1997年11月，微软大中华地区技术支持中心（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前身）在上海建立。
1998年，爱立信（中国）将桌面管理外包给惠普（中国）；APC公司成为搭乘“蓝色快车”的第一个非IBM“乘客”，这些标志着第三方服务的真正起步。
1998年，美国太维公司将专业呼叫中心的理念、成功经验、专业人才引入中国，创建了北京九五太维资讯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始了呼叫中心外包的实践。这也是中国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萌芽期。
1998年，首届“中国IT服务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IT服务产业已经出现供应商的群体，IT服务价值链条开始形成，标志着IT服务作为一个产业正式登上中国经济舞台。
（3） 成长初期
2000年，国务院颁布《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第18号文件，双软认证启动，两年之后又下发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的47号文。
2000年4月，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信软件)成立。
2000年4月，联想集团拆分，将旗下的联想科技、联想系统集成、联想网络公司整合成立了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于9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亮相。
2000年亚信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功融资1.2亿美元，成为第一家在NASDAQ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公司。
2000年惠普组织结构全部重新调整，惠普咨询事业部作为惠普公司面向客户组织机构中的战略组成部分全新亮相。
2001年6月，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001年,惠普商学院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与国内企业分享惠普公司的管理经验。
2001年，信息产业部与原国家计委命名11个城市的软件园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2002年5月，由上海市政府和微软公司共同投资创立的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以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为核心业务。
2002年7月，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以为客户提供业务流程外包和IT系统外包服务为核心业务。
2002年，惠普全球与康柏计算机公司合并。中国惠普执行两公司在中国的合并计划，进行业务整合，组建新的四大业务集团：企业系统集团（ESG）、专业及支持服务集团（TSG）、信息产品集团（PSG）和打印及成像系统集团（IPG）。
2002年,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开始向全球微软技术新闻组提供技术支持。至此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服务已覆盖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与日本及全球英文在线服务。
2002年，埃森哲在大连和上海设立信息中心。
2002年，国务院下发《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的47号文件，以作为对18号文精神的延续和细化，全国35所高校的示范性软件学院开始招生。
2003年，“蓝色快车”被获准成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员，成为第一家专业IT服务特许经营连锁企业。
2004年,珠海银网建立了一个BPO事业部，展开金融行业业务流程外包业务。中国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开始走出呼叫中心外包的单一形态，标志BPO行业在中国开始形成。
2004年7月，神州数码与微软结成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服务于国内企业级软件应用市场。神州数码进一步提出“IT服务——随需而动”战略，并将旗下业务划分为供应链管理、增值服务、IT服务三大板块，切实加快IT服务战略的实施。
2004年7月29日，联想集团以旗下IT服务业务全部资产作价人民币3亿元，置换亚信公司15%股份，联想集团成为亚信最大股东。
2004年惠普（大连）全球运营中心成立。
2005年6月，系统集成商珠海银网正式更名为华道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2005年，中国惠普与全球架构调整保持一致，确定三大业务集团：企业计算及专业服务集团（TSG）、信息产品与商用渠道集团（PSG）、打印成像及消费市场集团（IIPG）。
2005年惠普全球呼叫中心（大连）在大连软件园正式开通，标志着包括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中国）、惠普全球呼叫中心（大连）和惠普业务流程外包中心三部分职能在内的惠普（大连）全球运营中心全面建成。
（4） 成长调整期
2006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惠普公司开展了IT服务外包的战略合作。
2006年，华道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独立的财务外包中心，主要员工均为注册会计师和财务专业人士，开始探索开展财务和会计外包处理业务。
2006年4月9日，宝信与微软签署了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解决方案开发和服务、人员培训、软件外包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2006年4月,EDS宣布将亚洲总部设在上海。2007年在武汉设立全球服务中心。
2007年3月，宇信易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是国内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商中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2007年8月，微软把原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大中华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合并，成立新的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APGC CSS）。APGC CSS的总部坐落在上海。这不但是对原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优异业绩的肯定，更凸显中国在全球IT服务产业中的战略地位。
2007年8月16日，以“绩效评价推进服务标准化”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IT服务年会及十年庆典在北京举行。中国IT服务产业经过十年的飞速成长，逐步从认识服务价值的导入成长阶段进入到评价服务价值的成长调整阶段。
二、中国IT服务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低
中国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大多没有意识或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宣传自己的产品与实力，缺乏熟悉跨国公司运作模式和规范的软件人才,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较低。政府与行业组织也缺乏有效手段帮助企业建立与国外市场和客户的联系。这样导致许多美国和欧洲的服务外包企业虽然对与中国进行离岸加工合作很感兴趣，但它们不了解中国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因此无法建立起对中国软件企业的信任。印度企业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印度有大量海外人才，仅硅谷高科技公司就有30多万印裔,他们中有一半和印度有业务往来，并有1/4的人在印度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批赴美留学生及在欧美等跨国公司工作的印裔,在了解、熟悉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和规范后回国工作,他们熟知国外服务外包市场、商业规范、特定客户要求和价值,成为跨国公司进入印度设立外包中心和印度本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专业人才。印度公司也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使他们能够接近海外客户和伙伴,以建立信任。印度政府和中介机构也努力协助软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集中组织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定期到服务外包发包国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开展商务推介,帮助企业建立国际联系。
2、高端服务外包人才严重缺乏
服务外包人才的技术水平是决定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服务外包人才质量就趋于劣势。中国的服务外包人才结构可概括为橄榄型,中级人才比较充裕,初级人才和高级人才严重缺乏,尤其缺乏对市场和技术具有前瞻能力的首席技术执行官。再次,中国服务外包人才英语水平普遍不高,直接影响离岸外包业务的开展。印度服务外包人才质量远超过中国，印度不仅拥有掌握外包基础知识的初级服务外包工程师，也拥有有外包项目实战经验，能够带领外包团队的中级技术和管理人员，而通晓技术、市场、客户需求等全方位的高级人才也不占少数。此外印度政府还在税收、股权、金融、待遇等方面制订了一整套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国外的软件人才和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创业,带回技术、资本、经营企业的经验和创新精神，他们成为印度服务外包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此外，印度的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也为服务外包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融资渠道匮乏
服务外包产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其成长离不开充足的可有效运用的资金。风险投资对服务外包非常重要。由于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发育不够成熟,而且中国大多数软件企业是民营企业,信用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融资难,投入到服务外包产业的风险资本十分有限。由于缺乏资金,许多小型企业发展不大或过早地被淘汰出局。近几年来,国家虽投入了一些政策性资金用于支持软件企业的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由于目前银行贷款的基本条件是贷款担保抵押,这一因素使许多软件企业因缺乏足够的资本金或担保很难申请到贷款。现阶段,软件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仍是企业自有利润的积累,这种自我滚动式的发展使企业错失了很多良好的发展时机。而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具有良好的金融环境。印度政府通过减税、补贴、调整立法和减少繁琐的行政审批,吸收了大量跨国风险投资。尤其在软件方面，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还设立了软件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专为软件企业提供信贷扶持。目前,印度政府设立了10亿卢比的基金支持金融风险资本,并放宽了软件外包企业通过国际融资收购国外软件企业的有关限制。
使印度软件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兼并,进一步向集团化和跨国化方向发展。此外,印度政府还大力推动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公开上市集资。
4、市场竞争力弱、抵抗风险能力不足
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接的单子大多是非固定发展方向的小订单，很难形成固定的开发模式以降低成本，市场竞争力差，多数企业集中在相对狭窄的市场中，出现产品种类单一、低水平竞争、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趋向较为明显，以至于抗风险能力较弱，若外部环境恶化则对其影响巨大。而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规模较大，能取得更大、更复杂的外包项目,市场竞争力较强，抗风险能力也较强。
5、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到位
外国企业在与中国合作首先考虑的是承接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政策方面的软环境，特别是涉及研发服务外包领域，企业的信誉尤为重要。
印度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而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印度《版权法》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之一。经过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有效地打击了各种盗版犯罪。另外，《信息技术法》对非法进行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传播计算机病毒、干扰服务、复制软件、篡改原文件、伪造电子签名等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治条款,使印度成版权意识，软件盗版率已经下降到了60%左右，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这些措施刺激了软件企业的积极性，树立印度软件业新形象,促进了软件产品的出口。相比之下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待改善。软件市场整顿和监管不落实，导致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软件盗版率居高不下，这成为影响我国软件外包业长远发展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目前在外包市场上深受知识产权保护欠佳的现状所累，大大削弱了中国软件企业在国际外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EWeek》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不作为，已经严重影响到自身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拓展。发包企业需要保护敏感信息和保密信息，他们关心的是承接服务的企业在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没有信任就没有外包，许多欧美公司担心，中国IT企业的参与将会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这对中国将来承接离岸外包业务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